我校毕业生田耳喜获鲁迅文学奖

湖南原创文学作品一直与鲁迅文学奖无缘，这种尴尬局面终于在今年10月被沈从文先生的年轻老乡田耳打破。文学湘军走出十年空手而归的“阴影”，这是意料之外，也是情理之中，因为——

他一直在我们视线之中

美丽的凤凰古城。从湘西凤凰走出来的田耳，因其是文学大师沈从文的老乡而受到更多一些的关注。

“于心亮硬是把小崔拽上车，问两人要去哪。小崔随口就说，去烤鸟店。于心亮也晓得那家店——‘鸭’字掉了半边以后，名声竟莫名其妙蹿响了。”

    类似的幽默，贯通于小说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中，使得这篇小说让人有极大的阅读快感。但这当然远远不是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的全部。

    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得到的评语是：“理想的持守在心灵的寂寞中散发着人性的温情。”它因此拿到了不久前才出炉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。它的获奖，使得湖南的原创文学作品实现零的突破——前三届的鲁迅文学奖均与湖南原创作品无缘。

    于是，顺理成章地，它的作者——沈从文的老乡、湘西凤凰人田耳，被推到台前。

得奖，“有点意外”

    不过，对于这次“零的突破”，湖南文学界人士大多“有点意外”。因为，“这次评奖，每个门类最多只有五部（篇）获奖，而且时间跨度是三年，你想想，三年时间里，全国的中篇小说有多少，竞争会有多激烈？”

    人们“有点意外”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在前三届鲁迅文学奖的角逐中，湖南作家均告失利。整整十年空手而归造成的“阴影”，让人对于这次能否拿下鲁迅文学奖这个全国文学最高奖之一，实在是不敢有太高的心理预期。

    对于田耳的获奖，田耳的母亲——一位退休的会计，估计也是有点意外的。

    田耳从电大毕业后，一直没找到正儿八经的工作，除了有段时间帮亲戚卖空调，其余时间他都用来写小说。他很犟，坚持这样做。他的母亲除了对他小说中偶尔出现的性描写表示担忧外（她担心，田耳还没结婚就写这些东西，会让人印象不好），写小说，在她看来，至少不是干坏事，于是由他去干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她对田耳说：“你想搞就去搞！搞到30岁，还搞不成的话就要找个什么事情做。”湘西人讲“做”什么事习惯讲“搞”，很有掷地有声的味道。

    30岁，是田耳与母亲的一个约定。母亲希望他在30岁后，能做点正儿八经的事，回归谋生的正途，至少，要能养活自己。

    而他竟然“搞”成了。他今年31岁。

    而田耳自己，对于这次拿奖，也是有点意外的——直到拿到鲁迅文学奖之后，他才慢慢了解了这项大奖以及它的影响力。

    说“意外”可能不太准确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他没想过评奖这回事。且不说获奖，据他自己说，就连作品写出来后能不能发表，他都不是很在意，写了就写了——从1999年至2004年5年间，他总共只发表了4部短篇小说。有朋友曾很热心地帮他找到了许多家文学刊物的投稿地址，他当时也很配合地把这些地址抄了下来，但一回到自己住处，兴致就淡了。这些地址，基本没有用上。

    “没想过评奖这回事”是一种很随性自在的状态，这种状态往往收获让人惊喜的效果。

田耳，“一个人张灯结彩”

    田耳表示很在乎自己的创作状态。他对自己创作状态的关心远甚于对生活状态的关心。2002年之前，他主要以帮亲戚看店卖空调为生，大热天时会光着肚皮出现在湘西吉首的一家空调店里。卖空调之余的时间，他可以写作。他于是快乐而充实。2003年和2004年，他干脆什么工作也不做，呆在家里吃父母的老本，专心写作。

    他曾经有过好得令人匪夷所思的创作状态，至少就写作速度而言是这样：1999年上半年，他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《胡子》，那时他电大还没有毕业；然后又接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一写就写了二三十万字；当年10月至12月期间，又写了三部中篇、一部短篇，其中包括《姓田的树们》和《衣钵》。中篇小说《姓田的树们》获得“贝塔斯曼杯”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，《衣钵》则入围本届鲁迅文学奖。

    1999年的创作大喷发，田耳将之视为多年养蓄的结果，“写作是一个消耗的过程，你得先蓄一些东西在里面，然后再消耗掉，也就是写出来，然后你又得再蓄，并且要持续下去。”他说，现在的状态不如以前好了，他需要不断地养蓄。

    他养蓄的主要方式是大量地阅读。幸亏他有很好的记忆力，而且这个记忆力据称只对他感兴趣的对象发生威力，并且是巨大的威力，在他不感兴趣的对象——比如外语——面前，则就变得相当地疲软，“我也想把它学好，但就是搞死都记不住”。这很是影响了他的高考成绩。

    养蓄的另一种方式是感悟。“别人看我的东西，以为我的生活经历蛮丰富，其实我的生活经历比一般人都要简单。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中把警察写得很到位，别人就以为我在公安局呆过，其实，在写这个东西以前，我从来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。创作与生活的关系，不像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，好像只有进入生活才有创作，才有可写的东西，其实真的不是，若是那样的话，应当是年纪越大的人写的东西越好，实际上并不是那样。对于生活和写作之间的联系，我有别人感悟不到的地方。进入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，并不一定是亲身体验。”

    如今身在上海的田耳说，他习惯了这种一个人的生活，“习惯了以后你会享受这种状态。有次我一个星期没下楼，一个人在屋里看书，对这种状态都有点上瘾了。”

“我是那份汤”

    而对于田耳的获奖，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龚政文表示：“从田耳的整个创作情况看，从湖南创作的整体实力来看，这次拿到大奖也不奇怪。”他还说，田耳等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，一直在省作协的视线之中。

    田耳这个名字渐渐比较多地被人提起，应该始于2004年。2004年，湖南的《芙蓉》杂志准备整体推介几名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本土写作者，为他们在《芙蓉》上开辟专栏，他们为这几名写作者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：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。据称，有人曾提议取名为“五虎将”，但因与上世纪90年代名震一时的湖南文学创作“七小虎”有些重复而作罢。也有人奉献出“五人行”的名字，但这听上去显然有点不痛不痒，不足以让人印象深刻。最后定下来的是响当当的“五少将”。田耳位列“五少将”之一，另四位分别是谢宗玉、马笑泉、沈念、于怀岸。

    关于田耳如何成为“五少将”之一，在田耳的口中有一个版本：2004年10月，作家刘恪去吉首大学讲演，晚上，田耳的朋友刘永涛给刘恪先生送去了田耳发在几个内刊上的小说。半个月后，刘永涛收到刘恪先生从长沙《芙蓉》杂志寄来的信，欣喜地告诉他说发现了一个作家。2005年，《芙蓉》正式推出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专栏，田耳名列其中。田耳将这五人组合戏称为“四菜一汤”，他自己幸运地成了最后那份“汤”。

    2007年7月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湖南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创作研讨会。会上，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李敬泽对田耳的评价是：“他有非常好的叙事能力；艺术能力很好，对世界的看法是文学的，即公正地看到人，公正地看到世界。”“他的小说体现出对人的直觉性的敏感和对生活的无穷好奇。他是一个表现出非常好的艺术家潜质的作家，若能以沈从文先生为榜样继续努力，必成大器。”

获奖在情理之中

    对于当下文学湘军的整体格局，目前业内一致的看法是：上世纪40年代作家持续发力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是中坚力量，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令人期待。

    田耳的获奖，让人们对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投来更多关注的目光。对于田耳所属的这个团队——“五少将”，评论界的看法是：他们都是来自于底层，来自于民间，他们对底层生活关注，其创作表现出一种湖南人的性格，如刚强、野性、血性等，虽然他们的创作没有高度一致地成为一个流派，但他们有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、一致性。

   “‘五少将’是文学湘军值得期待的、前程远大的文学生力军。”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陈建功这样看待包括田耳在内的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。

    对于“令人期待”的“五少将”，湖南省作协一直以来的态度是爱护有加。

    比如大力支持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这个提法。“你要把一个群体推出去，你需要对这个群体有个命名，而且这个命名要比较响亮，还要比较贴切。否则，在推介他们的时候，老要一个一个地念名字，不方便，别人也记不住。”龚政文说。他反对“包装”这个提法，“我们只是想加强对这五个作家的推介，因为他们确实来势很好。这有助于他们与外部世界取得更为广泛的联系，然后让他们在更大的视野中反思自己的创作，从而有可能获得提高。”

    再比如，专门为这五人召开研讨会。“我们有可能让他的写作从自在自为的状态，转变为自觉的状态，让他明白努力的方向应是什么，他应追求和避免的是什么。”

   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表示，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视野之开阔、思考之深刻、情感之浓烈、才气之逼人、个性之独特，都是非常令人欣喜的，他们中间有的作品甚至有令人震惊之感。“毫无疑问，面对他们勇敢而富有个性的探索，我们已经听到来自明天湖南文学天空的轰然雷鸣。”